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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先念后代的信息
老井百科
2022-10-02
【生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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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后代起名怀念前辈的名字
纪先
怀先
念先
怀祖……
承宗
……
想着怀念祖先的词，句就可提练出这类名字
请介绍一下李四光的兄弟姐妹，李林院士的后代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李四光
历史镜头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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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2.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抗日战争新四军几个师？
新四军是在八路军改编之后开始谈判组建的，军长职务人选曾经经历了激烈的斗争，重庆方面第一次提出的人选是“老四军”原军长张发奎，甚至又提名了土木系老大陈诚兼任，均遭到延安方面的严辞拒绝，最终，双方同时认可了海外归来的叶挺将军。
（一师师长粟裕）
叶挺将军在北伐战争期间，曾担任“铁军”第四军著名的独立团团长和师长，因此新四军这个番号其实是他提议的，意即继承北伐铁军和井冈山红四军的光荣传统。这个番号与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一样，都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设置的军级番号，全称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的主体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的游击队，于1937年10月集中整编而来，初创期只有10300余人。因此没有设置师或者旅的建制，只由军部下辖四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军长陈毅、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张云逸）
但是叶挺毕竟不再是党员，因此新四军实际负责人其实是副军长、分局书记项英，在华北八路军大发展的时期，扩军指导思想方面的问题影响了新四军的壮大，到1941年仍然不过六个支队25000余人，继续保持各支队下属团的编制，也无师旅级番号。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苏北重建军部，以陈毅为代军长，并着手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系，原拟组建四个师，最后总共完成了七个师的整编，其中二个主力师是由八路军改编而来的，即黄克诚的第三师和彭雪枫的第四师。
（三师师长黄克诚）
第一师，师长粟裕，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组成，由新四军原第1、第2支队合编后发展演变而来，也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下辖第1、第2、第3三个旅，创建时全师约11000余人。
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新四军副军长兼），以原新四军第4支队发展而来，下辖第4、第5、第6三个旅及若干独立团，创建时全师共18000余人。
（四师师长彭雪枫）
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在黄桥决战时，八路军山东军区组建“南下支队”进行增援，到达苏北后改编为新四军三师，下辖第7、第8、第9三个旅，创建时全师共20000余人。
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前身是八路军第四支队，下辖第10、第11和第12三个旅，创建时全师15000余人，1944年9月彭雪枫将军不幸牺牲后，继任四师师长的是张爱萍将军。
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前身是新四军第4支队和河南、湖北等地抗日武装共同组成的“鄂豫挺进纵队”，创建时共辖四个团15000余人。
（五师师长李先念）
第六师，师长谭震林，由原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下辖第16和第18两个旅，创建时全师8000余人。不过该师同年11月即与一师对内实行合并，统归粟裕指挥，对外仍保留第六师番号。
第七师，师长张鼎丞，由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以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共辖四个团和一个教导队，张鼎丞并未实际到职，由谭希林任代师长，创建时全师共3000余人。
（六师师长谭震林）
新四军重建时的七个师加军部直属部队共计96000余人，比新四军刚成立时的10300人壮大了九倍。到日本宣布投降时，新四军有了更大的发展，总兵力达到30余万人，除第三师和第五师外，都编入了后来的华东野战军。1955年授衔时，粟裕、黄克诚和张云逸三位师长被授予大将军衔。
当时酝酿的大将授衔名单中，也曾经有新四军其他几位师长李先念（已任副总理）、谭震林（已任副总理）、邓子恢（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以及张鼎丞（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名字，但是考虑到他们已经转入地方工作，最终没有授衔。
（七师师长张鼎丞）
新四军的 历史 或以划分为2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组建初期，由叶挺为首任军长。部队的来源是对当年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的江南8省游击队进行收拢组编。当时军以下是以支队的形式编成的。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第二阶段是皖南事变以后，叶挺被俘，以后又重建了以陈毅为军长的新四军部队，下辖七个师：1师师长粟裕，2师师长张云逸，3师长黄克诚，4师师长彭雪枫,彭雪枫牺牲后张爱萍接任，5师师长李先念，6师师长谭震林，7师师长张鼎丞。
新四军成立时没有师和旅的建制，只有相当于旅的支队，共编有第一至第四支队，共10个团（1-9团，手枪团）。此后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支队和团番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军部和直属军部的六个团（新老一团、新老三团、第五团、教导团）遭到严重损失，2月新四军在苏北盐城重建军部，并建立了7个师、1个独立旅的建制。
第一师为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下辖1-3旅共9个团，11个地方独立团和一个统战性质的“联抗”司令部（约两个团），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第二师为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下辖4-6旅共9个团和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师长由副军长张云逸兼（后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第三师由原八路军五纵队编成，下辖7-9旅共9个团，皖东北保安司令部、淮海军区，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第四师系原八路军四纵队，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后张爱萍），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下辖7-9旅共9个团和萧县独立旅；第五师系活跃在鄂豫皖的豫鄂挺进纵队，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彬；第六师系活跃在苏南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江南人民救国军所属部队，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共6个团和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第七师由原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人员组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19旅和挺进团共4个团。此外由八路军115师教导五旅编成新四军独立旅，共3个团，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军部直辖特务团和抗大五分校。
1942年7月因第五师远离军部，改由军委直接指挥；10月26日，鉴于在江南作战的第六师遭日伪“清乡”重创，原活动在苏州一带的18旅北上江北，划归第一师，原活动于丹阳一带的16旅仍留江南，第六师内部并入第一师，对外仍保留称呼。至抗战胜利前新四军部队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精兵简政和两次大扩军，抗战胜利时除原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七师外又增编了许多纵队、支队、旅和团，但未建立新的师，原本 计划在苏北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后恢复第六师，但粟裕、叶飞先后南下后原第一、第六师部队发展迅速，成立了拥有四个纵队、十二个支队的苏浙军区，规模已远不止师级，因此第六师在抗战期间都未恢复。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三师北上东北，第五师成为直属中央的中原军区，第二、第七师随军部北调山东，其余部队整编为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后山野二纵五旅南下，和淮南军区第六旅、独立旅编为新二师，第八纵队改称第一师，第六纵队改称第六师。
1947年1月下旬华中、山东两野战军合并，新四军番号取消，原新四军部队主力和山东军区部队合并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华东军区，下辖1-4和6-12共11个步兵纵队、1个特种兵纵队，其中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十一、第十二等7个步兵纵队全部或大部为原新四军部队。
综上所述，新四军重建军部后才出现师的编制，最初有7个师，后第六师实际上撤销，抗战胜利后又先后组成过同时属华中野战军和新四军指挥的第一师、第六师和新二师，一共有过10个师的番号，其中第一、第六师番号曾经两次出现。
新四军，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简称， 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留在南方八省进行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毕竟是属于我党的主力部队，就武器装备来说比起八路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那么，新四军的编制是怎样的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红军最初的改编；
1937年2月，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的相关事宜进行会谈，并提出：
并组成一路军，且要 设立总指挥部，配正副总司令，下辖4个军、12个师、36个旅、108个团，军官由延安派。 但是，国民党当局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在抗日的同时也在预防红军的壮大，所以国民党只给出 2个师、8个团的编制，且不设军和总指挥部，除了师长一职可以由延安调配以外，其他军官则须由南京配备，并且直属国民党军政委员会领导。
关于部队编制这个问题，国共两党僵持了很久，双方都不肯让步。
最后，毛泽东考虑到抗日救国的大计，便做出了相应的让步，并致电周恩来：
最后拟定： 红军编为3个师，总计6个旅、12个团及直属队，总计4.5万人。并批准设立设总指挥部，干部由中共推选。这便是 历史 上著名的“三八协议”。
只可惜，这原本就已经批准了的方案又被蒋介石给“驳回”，对，他反悔了。谈判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在1937年7月7日夜，日军以演习失踪一士兵为借口，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1937年8月，继卢沟桥事变之后，淞沪会战随即到来，蒋介石在调动军队准备淞沪会战的同时，同意了原来的“三八协议”。
但是注意了，改编后的红军并不是新四军，而是“第八路军”，而所设三个师，则分别是林彪的115师、贺龙的120师和刘伯承的129师，并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
同年十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 将南方八个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由叶挺担任军长。
后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央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并由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新四军刚开始形成编制之前，人数并不多， 只有一万零三百人，皖南事变时也只有两万五千人左右。
后来， 经过一番整改，新四军最终共编为7个师，总计九万六千人，比起皖南事变时的2.5万人，多出了7万多人。
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序列，由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守在南方数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北伐名将叶挺为中将军长。
而我党领导的北方红军，则已经在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
实际上，由于南方的新四军建立稍晚，战绩也不如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对抗战的贡献也没有八路军大，从1955年全军授衔情况来判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级别是不对等的，新四军军长级别，只是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即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师长同级别。
因此，1955年9月27日授衔时，新四军军长授元帅军衔，而八路军除了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元帅军衔以外，所有以上三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全都是元帅军衔。
而同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则仅为大将军衔，新四军师长最高军衔仅粟裕、黄克诚为大将军衔，其他的新四军师长基本上为上将军衔，而八路军的旅长中就有大将军衔，团长中出现了许多上将。
至于新四军有几个师，其实，新四军刚成立时，并没有师级的作战编制，只有数个支队，分别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党领导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
其中，将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另辖11个地方独立团。
将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另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另辖盐阜军分区、淮海军区，以及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彭雪枫牺牲由张爱萍继任师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
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
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十六、第十八旅，另辖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江南西路保安司令部。
由活动于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
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南方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第二支队张鼎丞，第三支队张云逸，第四支队高敬亭，鄂豫皖红28军改编。
后来第三支队一部留在皖南护卫军部5长江流域发展，第5团在皖中；第四支队发展成为江北指挥部，第一、二支队合并，发展成江南指挥部。随后江南指挥部的主力北上过长江，成立苏北指挥部。
皖南事变后，江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六师，江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二师，苏北指挥部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皖中的部队和皖南零散人员编为新四军第七师。这是新四军部队发展出来的四个师。
第四支队出皖中淮河流域后，留在鄂豫皖的人员独立发展，皖南事变后编为新四军第五师，但是没有实际隶属关系。只是借机会把部队变成正规番号，以合法化。抗战胜利后，成为独立的中原军区，在中原突围中名存实亡。
彭雪枫从华北带部分人员到鄂豫皖工作，随后建立游击支队向皖北活动，建立了第6支队，（第五支队是第四支队发展出来的）。后逐渐扩大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皖南事变后编为第四师。该部和八路军、鄂豫皖都有关系。
华北八路军南下部队第344旅，在苏北活动。皖南事变后为增强新四军实力，改为新四军第三师。该部实际上和新四军没有渊源。抗战胜利后，就被调到东北，脱离了新四军序列，新四军各师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粟裕率领一、六师南下苏浙，北返后苏浙第四纵（原一师第1旅）跟着陈毅到了山东，第二、四、七师也跟着陈毅到了山东，成为陈毅在山东的基本部队。山东主力只有鲁南第八师。苏浙其余的部队苏浙第一、三纵队（一师2、3旅）留在华中成为粟裕的两个拳头——华中第一、六师，还是新四军时的番号。
所以1941年初新四军重建，下辖七个师，实际上只有一、二、六、七师属于，原来的新四军。第五师是编外人员的，第四师是临时人员，第三师是借调人员。
最初毛打算编五个师，只包括第四师。
毛主席在他的著名的《为人民服务》开篇中就讲到：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是对这两支人民抗日武装最准确的定义。
日寇的猖獗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敌！
原长征到陕北几大方面军的主力组建了八路军(又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三个师，约四万余人。
主力红军北上后，留在江南八省打游击的红军则组建成新四军(全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首任军长为叶挺，副军长兼政委项英，下属不是师，而是四个支队。按其组建发展、受挫又崛起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组建之初，叶、项为正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的司令员依秩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约一万余人。他们都是主力红军长征后在极艰苦条件下八省坚持打游击的留下来的红军。
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皖南事变，几千新四军战士和正副军长一样，或被捕或牺牲。
二，党中央决心重组新四军。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下辖七个师。师长依秩为：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
他们在敌后搞得日寇、敌顽永不安宁，直到抗战结束前，蒋介石接到情报，吓了一大跳，此时新四军总兵力已超过34万，比他的一个战区还要多。
在解放战争中，他们构成了华中、尤其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新四军做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功勋卓著！
正如《新四军军歌》
中唱的：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月20日，中央军委下令于苏北重建新四军，以陈毅为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将新四军剩余部队及八路军南下支援部队整编为7个师，新四军由此迅速发展壮大。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各师兵力相差悬殊。
新四军第一师由位于苏北的新四军部队组成，为新四军原第一支队、第二支队合编后发展而来，共辖三个旅，总兵力1.1万余人，师长为粟裕，政委是刘炎（未到任，由粟裕兼任）。
新四军第二师由位于皖东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为主改编而来，师长为张云逸，政治委员是郑位三。第四支队是新四军早期四个支队中兵力最多的支队，由高敬亭将军所率领的红28军改编而来，后高敬亭被错杀，由张云逸领导，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后辖3个旅、2个联防司令部，总兵力1.8万余人。
新四军第三师由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的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而来，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黄克城任师长，共辖3个旅，总兵力两万余人。新四军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来，最初由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总兵力1.5万余人。1944年，彭雪枫于河南夏邑指挥作战时牺牲，张爱萍继任师长。
新四军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豫鄂挺进纵队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一部及湖北、河南地方抗日部队发展而来，司令员为李先念，改编为第五师后由李先念任师长，总兵力1.5万余人。新四军第六师由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组成，谭震林为师长，总兵力8000余人。新四军第七师由安徽长江沿岸新四军一部及“皖南事变”突围部队组成，张鼎丞任师长，全师仅3000余人。
新四军，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序列，由主力红军长征时留守在南方数省进行游击战争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改编的队伍。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北伐名将叶挺为中将军长。
而我党领导的北方红军，则已经在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
实际上，由于南方的新四军建立稍晚，战绩也不如华北地区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大，对抗战的贡献也没有八路军大，从1955年全军授衔情况来判断，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级别是不对等的，新四军军长级别，只是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即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师长同级别。
因此，1955年9月27日授衔时，新四军军长授元帅军衔，而八路军除了总指挥、副总指挥、参谋长是元帅军衔以外，所有以上三个主力师的正副师长全都是元帅军衔。
而同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则仅为大将军衔，新四军师长最高军衔仅粟裕、黄克诚为大将军衔，其他的新四军师长基本上为上将军衔，而八路军的旅长中就有大将军衔，团长中都有许多上将军衔。
至于新四军有几个师，其实，新四军刚成立时，并没有师级的作战编制，只有数个支队，分别是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皖南事变”后，党领导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由原来的6个支队扩编为7个正规师。
其中，将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另辖11个地方独立团。
将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下辖第四、第五、第六旅，另辖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以八路军第五纵队为基础编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另辖盐阜军分区、淮海军区，以及皖东北保安司令部。
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彭雪枫牺牲由张爱萍继任师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旅。
由豫鄂挺进纵队改编成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旅。
由原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等部合编而成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下辖第十六、第十八旅，另辖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江南西路保安司令部。
由活动于皖江地区的无为游击纵队、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及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编成的第19旅及挺进团组成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
新四军五师的后代在此冒个泡。
所谓的老将军后代合唱团是什么东西
老将军后代合唱团
成立于1958年的开国将军合唱团，曾用嘹亮的歌声鼓舞了无数的中国人。五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带着对父辈的敬仰组建了“将军后代合唱团”，用《父辈之歌我们唱》《在太行山上》《英雄赞歌》等经典红歌，再次引领人们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1简介
“将军后代合唱团”得到了将军后代们的热情响应，现在已经[1] 有200多人加入了这只新的队伍。将军后代合唱团由陈毅元帅之子陈昊苏同志担任团长，聂荣臻元帅之女聂力中将担任政委，抗日名将马本斋将军之子马国超少将、徐海东大将之女徐文慧同志分别担任副团长和副政委。罗荣
将军合唱团
桓元帅之子罗东进中将、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少将、李先念主席之女李紫阳同志担任合唱团顾问。
发起成立“将军后代合唱团”直接缘由就是为了纪念五十年前成立的“将军合唱团”，以及纪念建国六十周年，用六个歌唱——歌唱父辈和英雄，歌唱亲爱的祖国，歌唱勤劳的中国人民，歌唱英勇的人民军队，歌唱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来传承革命前辈的爱国精神。
将军后代合唱团“唱响中国”系列活动启动之后，将在2009年纪念建国60周年和将军合唱团50周年之际，用歌声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歌唱今天的美好生活，向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基层部队官兵献上一份独特的共和国生日礼物。
将军后代合唱团自2008年成立以来，先后走遍全国十几个省市，公益巡演200余场。“建团之初，我们也曾担心今天的80后、90后能否接受红歌？”贺炳炎将军之女贺北生说，“但在几所高校演出后发现，不仅大学生们全程跟我们合唱，还在学校掀起了一场学习历史、军事史的热潮。看来今天的年轻人不是不想了解革命历史，而是了解得太少。在接下来的全国公益巡演中，我们更有责任加强对老一辈革命家精神的宣传。”
衡水金鱼徐地址知道的告诉一下
衡水三绝
金鱼，侯店毛笔，鼻烟壶
衡水的宫廷金鱼,就是由北京“金鱼徐”第十代传人徐立才先生培育的中国金鱼。
一、中国“金鱼”的由来和变异
金鱼是中国的国宝,它的祖先是野生鲫鱼。
明•崇祯刻本《本草纲自》中推论金鱼的祖先道：“晋恒冲游庐山,见湖中有赤鳞鱼，即此也”。这也是现存资料中发现“红色鱼”的最早时间，距今约有1700年历史。李时珍还记载了金鱼的品种有鲤、鲫、鳅等，“鳅”最难得，“金鲫”最耐久活,自宋始有畜者,今则处处人家养玩矣。” 宋朝时的金鱼主要就是具有金橙色的普通鲫鱼。“金鲫”是对金鱼最初的称呼。那时的人对鲫鱼的鲜亮色彩充满了神秘感,宋开宝年间(西元968年)，吴越国第三任秀州(嘉兴)刺史丁延赞，在嘉兴城外一个池中发现金鲫鱼，这个池因而被改为放生池,池中除金鲫外,还有其他鱼鳖， 都被禁止捕捉。宋朝以来，大部分金鲫被输送到达官贵族的小池塘中餵养,饲鱼行业也应运而生。南宋爱国将领岳飞之孙岳珂(西元1214年)所著《桯史》中记载饶为有趣：“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 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牖间,以供玩。问其术，秘不肯言。或云以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未暇验其信否也。又别有雪质而墨章的若漆，曰玳瑁鱼，文采尤可观。”(那时的金鱼有鲤、有鲫，而人们为什么认定金鱼的祖先是鲫鱼不是鲤鱼呢?现代科学研究对此作了证明，日本的生物学家石原等曾用金鱼和鲫鱼的血清作沉淀反应试验,证明金鱼和鲫鱼是同种, 我国的陈桢教授也指出鲫鱼和金鱼 属同一学名。) 戴埴《鼠璞》(西元1241年)及(西元1274年)吴自牧的《梦梁录》中都记载了专门饲卖金鱼的行业——鱼儿活行，以及用城市污水坑中的小红虫虾虮餵养金鱼的情况。鱼儿活行重视挑选异样金鱼,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人工选种和保种。但是宋时金鲫的野性还大，而旦畜池养鱼也不是一般人家所能负担得，金鲫的变异很缓慢。
金鱼的巨大变异和形成的优良品种，主要是生活条件的改变和人工选种共同作用的结果。西元968年出现“金鲫”的名称 , 这说明鲫鱼最初只是发生颜色变异，由灰色变成了金红色,令人们开始注意和饲养。到西元1214年，出现了两个品种：白色、花斑,此时还只是颜色的变化。到了西元1276年后,用木盆、陶土瓦盆养鱼趋於普及,金鱼的活动空间变小，游动缓慢,饲料完全 依靠人工供给,这些为它的形体器官发生较大变化创造了条件。到1547年金鱼不仅盆养或缸养, 而且限於靠近水面40-50 厘米处。水温的调节、饵料的供给、污物的清除、新鲜水的更换等等， 都依赖养鱼人的技术,这种生活条件的巨大改变,促使金鱼在生理、发育、形态上发生巨大的变化。例如狭长的体形变成圆短的蛋形，坚犟的单尾鳍变成软、长、有倾斜面的双尾。背鳍有的残缺,有的乾脆没有了。形象上与祖先差异很大，金鱼在名称上脱离了鲫字，被叫做五色鱼、文鱼、朱砂鱼、火鱼,最后统称为金鱼了。到1643年，金鱼已变异出了双尾、五花、双臀、长鳍、短身等品种。西元1848年至1925年,开始了有意识的人工选种、育种，记载金鱼杂交遗传及饲养方法的著作大量出现,金鱼从眼睛、头、鳞、鳃、鳍、体形等各部都发生多种变异， 如由小黑眼变异出凸眼、望天眼、水泡眼、朱砂眼等。这时期出现了墨龙睛、狮头、鹅头、望天眼、水泡眼、绒球、翻鳃、蓝、紫珍珠鳞等优良品种。从1163年到1925年金鱼共变异出了19 个品种， 双尾、双臀、短身、长鳍成为这19 种金鱼共同的变异过程和形态特徵。金鱼的遗传因数不稳定,每次产卵孵化的小鱼中,除与亲本相同者外，会出现很多形状差异很明显的“异族”。至今， 稳定的金鱼品种大约有162种，分为两大类：龙种、蛋种。龙种是指有背鳍、眼球突出眼眶外,大尾鳍一类的鱼,如龙眼。蛋种是指无背鳍、体呈鸭蛋圆形、尾鳍小的品种，如虎头、水泡眼、绒球、望天眼、水泡眼等。如果从进化史角度对金鱼分类，还应再加入草种和文种。草种主要特徵是身形狭长、扁尖头、小眼睛、单尾鳍， 是金鱼的近祖。文种是指形体两头尖、嘴尖、小 眼、有背鳍和长有4尾大尾鳍的金鱼，是革种的后代。我国金鱼饲养分南北两大派，一是杭州金鱼， 一是北京金鱼。杭州是金鱼的发源地,北京对金鱼品种有了进一步育新。
二、“金鱼徐”史话
金鱼徐家祖籍山东宁津县,先祖主要干的是挑担子走街串巷锔盆锔碗这一行,后来迷上了养“小红鱼”，几经失败,终於成功,并且积累了不少经验,逐渐形成了规模，於是边锔盆锔碗,边卖小金鱼,后来乾脆干起了养鱼的营生。以后举家迁到济南府,养鱼的手艺也在济南地界出了名。
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巡游回京，一天由两个太监陪著在御花园散心,他踱到放生池边,看著水中游弋的十几条红鱼,皱起了眉头,问身旁的梁太监：“朕南巡之时，曾於济南见到过红鱼,体美色艳,惹人喜爱,何不遣来!”皇上之言，正中梁太监下怀,他立马跪地启奏：“回万岁爷话, 奴才有一姨亲姓徐,是济南府养鱼第一好手,万岁爷若喜欢,奴才去把他传来,专为万岁爷养宫鱼,伺候皇上。”乾隆皇帝道：“你速速办来”。於是, 济南府养金鱼的徐家老少卷起铺盖,进了北京城。徐家进京,将大本营扎在了前门外“金银池”东岸的“牟家井”(今天坛公园北门西北一里许)。当时,“金银池”坑塘多、泉眼多,水质好,经整理挖掘形成大大小小近百个鱼坑、 鱼塘来饲养金鱼,“金银池”也自然而然叫成了“金鱼池”。徐家先祖进宫后,拿出绝活,把金鱼养得条条膘肥体大,艳丽多姿,乾隆皇帝龙心大悦,连称：“国之宝也,真不愧是养鱼的高手,那就封你徐家为金鱼徐吧”。从此,京城里有了“金鱼徐”这一御赐称号。
自徐立才曾祖徐文元以上的祖辈都在宫内养鱼,徐立才的大祖父徐国真和三祖父徐国兴都曾轮流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以后挑著本家培育的上等金鱼品种去交宫鱼,到宫内再由徐家人管理和饲养。每次交宫鱼都会得到皇帝的赏踢。所交的宫鱼一是品种新鲜,二是个头大,一般都在一尺左右,三是份量沉,多是七八两, 以红头绳串系金鱼背鳍,但不能损坏。宫内养鱼的容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官窑烧制的大瓷盆,后来是柏木制成的大木海(木盆),直径5尺,高40公分, 以红色或绿色漆涂面,有三道黄色流金的铁箍。另外,有特制的十六套和大八套灰泥瓦盆。徐文元和这一代的徐文福、徐文奎、徐文海等每年寒露以后在皇宫御花园放生池捞鱼选种进鱼洞子 (温室)过冬,生活倒也安稳。“金鱼池”边的徐家迅速繁盛起来,人口近百,又居住集中,人称“徐一窝”，与附近因住处类似庄园大户被称为“牟一寨”的牟家和因居住分散,被称为“张一片”的张家成为“金鱼池”东岸的三大养鱼世家。宣统退位以后,徐家不再缴“宫鱼”,也吃不上“ 皇粮”了。为了生计,徐家哥们分了家,分别开设鱼场,有徐立才的叔伯大祖父徐国栋开的“泉海鱼场”,叔伯三祖父徐国兴家开设的“永兴鱼场”，徐立才的大祖父徐国真、祖父徐国森、三祖父徐国瑞则继承了其父徐文元开办的“来顺鱼场”。由於时局动汤,养金鱼这一行很不景气, 家道日渐破落。徐立才的父亲徐世英兄弟8个,一边经营自家的小鱼场,一边干杂活,勉犟维持生计,身为大哥的徐世英夏天养鱼、冬天拉冰,什么杂活都干。他每天清晨到北京南苑航空公司当脚行,挑一二百斤的东西,下午到戏院当茶房、卖票,晚上散戏后又到金鱼池姚家冰桥拉冰,一年到头辛辛苦苦。1947年10月的一天,徐家鱼场突然来了两个国民党伤病员看鱼,看著看著就动手乱捞,攥得鱼在手里乱动, 徐立才的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跑过去抢下金鱼放回鱼缸,与国民党伤病员争论起来,遭到国民党兵的拳打,他们随即又拿起砖头要砸鱼缸,被人们好说歹说劝走,第二天两个伤兵叫来了五六个帮手,拿著鞭子,拐杖,进门便要砸鱼场,恰巧徐世英刚进家门, 急忙上前拉住评理, 一名姓张的军官认出徐世英是北京大栅栏同乐戏院的茶房,而他又常去白看戏,多少给了徐家点面子,徐家鱼场才免遭一场劫难。生活的珉辛,并没有阻挡住徐家饲养金鱼的传统,“金鱼徐”十辈子养鱼没有发财的,但为什么这门手艺没有断档呢? 徐世英老人说：“祖宗传下来的行当多穷多难也得维护著, 丢了对不起先人。再说,侍弄这么好看的玩意儿, 心里头舒坦高兴。没有它,心里没著没落,丢了魂似的坐不住哇……”。到北京解放时,徐家还供著两条扁担,一条是老祖先挑挑子锔盆锔碗的扁担,一条是乾隆皇帝御赐扁担,另外还保存著“金鱼徐”扁,以及朝服、朝靴、腰牌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现今只保存著一块著一块“来顺鱼房”金扁,长约一米,宽60公分,厚8公分。
解放后,“金鱼徐”的养鱼技术得到政府重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印建交不久,印度政府赠送我国大象以示友好,1955年,印度总理尼赫鲁60大寿,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赠送象徵“鹿鹤同春”和“和平、友好”的仙鹤、梅花鹿、金鱼做为回礼。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的徐金生( 徐立才的叔叔),担起护送百尾名贵金鱼的重任,飞机抵达新德里时,尼赫鲁总理亲临接礼,传为一时佳话。徐立才的父亲徐世英在1954年曾为苏联、波兰、捷克、日本大使馆当过“鱼把式”。1958年任北京紫竹院公园金鱼场把式,1971年搬到北京天坛公园金鱼场任场长,1985年退休后任北京市观赏鱼养殖场场长(北京南宛)，侍候了一辈子金鱼。1990年,徐世英老人在衡水去世
衡水金鱼
徐世英老人生前曾说“徐家和衡水是有缘的,‘徐’与‘衡’二字都是双立人起笔,‘衡’ 字中间又是个‘鱼’字,‘衡水’二字有鱼有水,是块养金鱼的宝地”。虽是生活戏言,但是到衡水来顺金鱼养殖场看看那一尾尾于碧波池中雍容闲雅、流光溢彩、红色如金、白色如银集夭地之灵秀俊逸的“金鳞仙子”“水中牡丹”,方才感叹此话不假。
徐立才20多岁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被“下放”到衡水黑龙港流域的偏僻农村。即使是在这种“政治挂帅”的年月, 他仍省吃俭用,攒钱买有关养鱼的书籍,精心研渎,在紧张劳作之馀,偷偷饲养金鱼。1982年,徐立才受衡水园林处聘请,建起了中华公园金鱼养殖场,历经磨难的“金鱼徐”家又有了一方用武之地,扬眉吐气的徐立才正式操起了祖业。
金鱼虽小,养殖颇难。从金鱼的选择、培育,雌雄产卵照顾,鱼卵发育孵化到幼鱼的护理, 都需要十分细致的技术。仅种鱼的选择就有八句口决“健康无病,身粗而匀。尾大而正,睛齐而称。体正而圆,口围而阔。生长良好,体无外伤。水中游动,稳里平正。身材花纹, 肥壮丰美。背鳍尾鳍,无残无迹。基因稳定,方可入格。”一个好的金鱼品种经过培育出来,巩固变异,保证遗传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徐立才的父亲曾利用仅有的一条“鹅头红”与两尾雄性“齐腮红”杂交,经过5年时间成功培育出标准的“鹅头红”,二十世纪80年代初在纽约中国宫廷金鱼展览会上,“鹅头红”品种以1200美元被抢购一空。徐立才在大量承接祖传技艺基础上广纳优种,大胆创新,不仅用“红龙睛球”与“红头龙睛”杂交育出了“红头龙睛球”,用“红白花蛋球”和“五龙睛”杂交育出了“五花龙蛋球”,还用“红白花龙睛”与“红头龙睛”杂交育出了鱼身上有12块红的“十二红龙睛”,使失传400多年的“十二红龙睛”重现於世。他根据“公出头,母出尾”规律,利用“红龙睛球”与“黑牡丹”杂交育出了“墨袍赤球”,被金鱼界称为稀世绝品。1986年10 月,在深圳市蛇口海上世界游乐中心举办的中国花卉展上,肚皮雪白,头呈黑色鱼体两侧两根深蓝色缐条直向后尾的标准“喜鹊花龙种球”得到港商交口称赞,称其“世界稀有”。1999年,徐立才携带“王字虎头、赤球紫绸袍、鹅头红、红狮子头、鹤顶红、鼓眼狮子头、红蝴蝶尾、紫狮子头”等25个品种近百尾名贵金鱼参加了昆明世博会,为络绎不绝的参观团讲解了大量金鱼养殖知识,在展现衡水培育金鱼的精湛技艺的同时,使人一睹“金鱼徐” 朴实厚道的人格风采。几十年来,徐立才先后培育和挽救了10馀种绝品金鱼,如“红头望天、虎头水泡眼、玛瑙眼、白王冠”等,他培育的“紫狮头、赤球紫罗袍和王字珍珠、红头鼓眼帽子” 分别被中国花卉协会、上海市花卉协会评为二等奖和三等奖。
金鱼场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今迁至衡水市人民企园西侧的来顺金鱼养殖场，水面已达800 平方米,年生产十几万尾金鱼,品种达64个,其中较为名贵的有“鹤顶红、王字虎头、朱砂眼水泡、喜鹊花龙睛球、十二红龙睛、桔瓣狮子头、赤兔虎头”等。衡水宫廷金鱼源源不断被销往印尼、新加坡、泰国、美国及我国港、澳地区,象徵和平、友谊、美好的金鱼,成为加犟我国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的金鳞大使。李先念、王任重、林丽韫、刘澜涛、芮杏文等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游客来衡水金鱼养殖场参观都给予了高度赞誉,1989年4月6日,李先念主席到鱼场参观后,握著徐立才的双手,亲切夸他“为衡水争光”。1998年4月2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民盟名誉主席、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为鱼场挥笔题词“国宝谨珍育,传世赖后人”。
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琴棋书画四大雅好和花鸟虫鱼四大雅趣充实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今天的衡水宫廷金鱼以古文明那种深蕴於中、源于自然的大气、睿智、雍容闲雅和美好精妙,让我们在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享受中体会到精神文明的博大厚重。愿神态妩媚、风韵娇柔的金鱼在衡水这块宝地生长得更加绚丽飘逸;愿衡水的金鱼事业不断光大,为人类精神文化遗产再添华章。
侯店制笔业始于明朝永乐二年，盛于清代。相传，清光绪年间，侯店有个叫李文魁 的制笔艺人在北京城开笔庄侯店毛笔，因毛笔制作精良，被一个爱好书法的太监看中。有一 次，他在光绪皇帝面前推荐李文魁的毛笔，光绪一用果然不错，便封之为“宫廷御笔”，随之名声大振，京城的文人、仕宦争相购买李文魁的“侯店毛笔”，笔庄也日益兴旺。从此，侯店独具一格的制笔工艺便世代流传下来
侯店毛笔，亦称之为“侯笔”，古称象笔。始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清朝被奉为御用，衡水因此被称为“毛笔圣地”、“北国笔乡”。侯店毛笔品种多达二百七十多种，笔长杆硬，刚柔相济，含墨饱满而不滴，行笔流畅而不滞。主要产于“衡水毛笔之乡”桃城区候店村。侯店毛笔笔尖选取黄狼尾、香狐尾、南山羊毛、羊须、白马毛、牛耳毛等各种动物毫毛为原料，笔杆采用毛竹、紫竹、斑竹、湘妃竹、凤眼竹等材料，笔杆上嵌装牙、骨、角、竹、硬木等多种样式口顶。生产工艺精细，样式新颖、造型美观。尤其配上红木、黄杨木和象牙等材料，精心雕刻镶嵌的二龙戏珠、龙凤呈祥、双凤展翅、凤凰戏牡丹以及古装人物、山水花木等图案的高档笔杆，更似锦上添花，成为一件件既有实用价值，而又精致高雅的工艺美术品。深受国内外书法爱好者的喜爱和赞赏。
制笔工艺分水盆、零活、干作、刻字、色装等三百多道手工操作工序。整个流程全部执行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使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侯店毛笔中“风云”、“水月”、“小狼毫”等多种毛笔被天津口岸定为“信得过的免检产品”。 侯店毛笔畅销日本、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量达三百多万支
鼻烟壶的起源
吸鼻烟的习俗，源自烟草发明者印第安人。意大利人大约在14世纪选用上好的烟叶、掺入薄荷、冰片等药材碾成粉，密封入窖陈化，经数年而生产商业化的鼻烟。
汉人吸闻鼻烟始于明代。明末鼻烟进口甚少，仅广东一地有人吸闻。康熙开放海禁，西方传教士携带大量的鼻烟和盛装鼻烟的玻璃瓶。吸鼻烟渐成风尚。西方诸国相率进贡鼻烟和玻璃制的鼻烟瓶，先是葡萄牙，接着是英、法等国。乾隆皇帝常以鼻烟赐赏王公大臣，如此上下沿习，渐渐地吸鼻烟成为社会时尚。
鼻烟壶是专门盛装鼻烟用的，为了便于携带，一般大小如一包香烟。从存世遗物中，顺治程荣章造的铜雕云龙鼻烟壶二十余件鼻烟壶，是最早的鼻烟壶。康熙对西方工艺品情有独钟，他吸纳了一批通晓玻璃烟壶制作和画珐琅的西方人，于紫禁城内制作鼻烟壶。鼻烟壶艺术在乾隆一朝达到极盛。玩赏收藏鼻烟壶成风，盛入鼻烟的用途渐至其次。中国传统艺术的全部技艺：绘画、书法、烧瓷、施釉、碾玉、冶犀、刻牙、雕竹、剔漆、套料、荡匏、镶金银、嵌螺钿、贴黄等等都用在了鼻烟壶上。乾隆时鼻烟壶成了斗富显示身份的东西。
鼻烟壶的传说
内画的形成有一段有趣的传说，乾隆末年，一位地方上的小官吏进京办事，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希望以正常途径得到办理。由于 朝廷官员办事效率低，也没有进行贿赂，尽管等了很长时间，但他的事仍一拖再拖。地方小官吏钱粮耗尽，无奈的寄宿 在京城的一所寺庙里，他嗜好鼻烟成癖，当玻璃鼻烟壶中的鼻烟用尽时，他便用烟签去掏挖壶壁上粘有的鼻烟，在内壁上形成许多的划痕，这个鼻烟壶让一个有心机和尚看见，这和尚通过实验，用竹签烤弯削出尖头，蘸上墨在透明的鼻烟壶的内壁上画上图画，这种奇特的画就诞生了。
最初的内画鼻烟壶是内壁没有磨砂的透明玻璃壶，因为内壁光滑，不易附着墨和颜色，只能画一些简单的画面和图案，比如：蝈蝈白菜、龙、凤和简笔的山水、人物等，后来，艺人们用铁砂和金刚砂加水在鼻烟壶的内面来回的摇磨，这样使鼻烟壶的内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玻璃，细腻而不光滑，容易附着墨色，效果就象宣纸一样，内画鼻烟壶后来出现了一些比较精细的作品，再后来发展为诗书画并茂艺术精品。
鼻烟壶是如何制作的？
鼻烟壶是一种传统工艺品，始于明朝，盛于清代。内画鼻烟壶出现于嘉庆末年道光初期。它是用特制的微小勾形画笔，在透明的壶内绘制而成的。最初的内画鼻烟壶是内壁没有磨砂的透明玻璃壶，因为内壁光滑，不易附着墨和颜色，只能画一些简单的画面和图案，比如：蝈蝈白菜、龙、凤和简笔的山水、人物等，后来，艺人们用铁砂和金刚砂加水在鼻烟壶的内面来回的摇磨，这样使鼻烟壶的内壁呈乳白色的磨砂玻璃，细腻而不光滑，容易附着墨色，效果就象宣纸一样，内画鼻烟壶后来出现了一些比较精细的作品，再后来发展为诗书画并茂艺术精品。
衡水一壶斋工艺品有限公司（原衡水市特种工艺厂）是“冀派”内画鼻烟壶的发祥地。1972年创建.
鼻烟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先是利用传统药瓶盛放鼻烟，在此基础上利用了多种材质和制作工艺来完善鼻烟的盛具。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种口小腹大的瓶子存放鼻烟更有好处，能够保证鼻烟在长期使用也不变质，并且携带方便,样式具有中国传统的美感，因此受到鼻烟烟民们的喜爱。 在中国的清代，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吸闻鼻烟甚是风行。以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奢靡至极，他们使用的鼻烟壶往往搜集名贵的材料，技艺精湛的工匠为他们设计、制造的。在国际上有的收藏家认为，鼻烟壶是集中国工艺美术之大成的袖珍艺术。
鼻烟壶从材质上分为：
金属 玉石 有机物 陶瓷 料器 内画
简介:
鼻烟是在研磨极细的优质烟草末中，掺入麝香等名贵药材，并在密封蜡丸中陈化数年以至数十年而成。吸闻此烟，对解除疲劳起着一定的作用。它起源于美洲印地安，后被欧洲到美洲探险的旅行家发现，带回欧洲，很快流行一时。当时法国宫廷里上至国王、王子、公主，下至仆从，都竟相吸闻鼻烟，把此举当成一种时髦。拿破仑一世也是一个嗜喜鼻烟爱好者 ，据记载他每月耗费鼻烟达7磅多。
衡水老白干
衡水特制老白干是河北地方名酒之一，居全省清香型白酒之首。
衡水老白干酒的酿造历史源远流长。据文字记载可追溯到汉代，正式定名于明代。衡水酒的酿造生产1900年基本上没有间断。
衡水老白干酒传统的酿造工艺世代流传。衡水老白干酒以优质高梁为原料，纯小麦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的老五甑工艺和两排清工艺，地缸发酵，精心酿制而成。她以其独特的生产工艺造就了芳香秀雅、醇厚丰柔、甘冽爽净、回味悠长的典型风格。今天的衡水老白干人在秉承传统酿造工艺的同时，不断研究探索与完善，确立了一套完整的工艺，使产品质量日臻稳定，从而使衡水老白干酒以其典型风格与浓香、酱香、清香型等白酒共立于中华酒林。
衡水老白干自古享有盛名。明代、衡水酒有“隔墙三家醉，开坛十里香”之誉。据传，明嘉庆年间建造衡水木桥时，城内有家“德源涌”酒店，很有名望，建桥工匠常到此聚饮，饮后赞曰：“真洁，好干！”后取名：“老白干”。所谓“老”，是指历史悠久；“白”，是指酒质清澈；“干”，是指酒度高，达67度。其味“闻着清香，入口甜香，饮后余香”。民国23年(1934)参加过巴拿马物赛会，民国37年(1948)在匈牙利展出，1952年曾作为祖国的名特产之一，当作慰问品送到朝鲜战场。
滏阳河
滏阳河发源于邯郸峰峰矿区滏山南麓，故名滏阳河，流经邯郸、邢台、衡水，在沧州地区的献县与滹沱河汇流后称子牙河。全长402公里，是一条防洪、灌溉、排涝、航运等综合利用的骨干河道。
很早以前，沿河的航运和灌溉事业就有所发展，历史上滏阳河曾是邯郸至天津的主要航运交通线，往来船只很多。清朝末年，宁晋县十字河还设有船捐局和货栈饭店等，商旅云集。直到五十年代中期仍有货船往返，沿河还可浇地五十一万亩。七十年代以来，由于上游工农业生产大量用水，河水减少，除汛期外经常断流，航运已被陆路交通所代替.
滏阳河过去由于河道上大下小且有弯曲，过水能力与来水量很不适应，每到汛期渲泄不及，洪水经常泛滥成灾。建国后进行了多次治理，沿河修建了桥梁、拦河闸、涵洞，开挖了向留垒河的分洪道，减轻了洪水对下游的压力。现在滏阳河的总过水能力较前增加了许多，遇六三年型的洪水可以安全通过，基本解除了滏阳河的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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